最近,美国出了一本名为<Outline of the U.S. Economy>(《美国经济大纲》)的教科书,内容由Conte和Carr改编,并经由美国国务院允许发布于世界上最大的教育资源类网站Thoughtco.com上。该书条理性地梳理了美国经济的成长过程,从文化自由主义孕育的消费经济(consumer economy)到政府干预政策的出台,再到混合经济(mixed economy)对司法、教育、国防等领域的调整,着力叙述了作为消费者(consumer)身份的普通大众在混合经济体制下对国计民生政策的影响力以及政府对他们利益的保护。同时,文中还提到了美国产业结构的调整,from fields to factories, and to service industries, 并梳理了农业方面的变迁。文中并不回避其一直标榜的个人主义国家基石,也的确有很多论点具有普遍价值——因为绝大多数国家都有政府机关,都面临从农业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然而很多讨论却不够深入,也忽视了很多关键性的细节。

从建国开始,美国人就害怕过分的政府权力(From the time the nation was created, the Americans have feared excessive government power),他们相信由供需决定的市场的力量,并相信因此产生的价格的波动(fluctuation)会带来新companies的进入或退出。他们不相信国有和计划经济,主要是因为这种依赖税收(tax revenues)的财政体系不会带来效率。

书中指出,对价格指示系统的局限(limit)美国人也是认识得很清楚的。于是在诸如教育、司法、道路、国防等职能的布局上政府部门还是有很大的话语权,也包括通过法律手段限制垄断等,还有对自然资源的国家管控。

然而这些手段与方式却并非美国独有,也可能与经济体制的划分没有多大关系。以英国为例,我们知道英国实行的也是自由资本主义,然而对普通大众(也就是他们俗称的工人阶级)的利益保护,并不以消费者身份为基础,而是以政党形式和土地所有制形式加以确定。又比如我们国家虽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但现在的部分国有企业经过改制效率提高后也仍然有较大的权力,对电价、水价以及铁路运输的管控(control)也仍然在国家手里。美国的方式只是提供了一种从绝对个人、私有到混合经济的过程模型,还有其他因素在决定一个社会的power structure(权力结构)。

在农业方面,内容强调了美国对农业的重视,以及农场主(farmers)被看作是优良品质的拥有者,因为他们hard-working(努力)、initiative(主动),并且self-sufficient(自给自足)。再加上,肥沃、平坦的土地与大规模机械化生产相结合,农业产出便到了甚至overproduced的境界,以至于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产品大量贱卖and farmers suffered the worst of the time.

然而我们明白,美国的整个土地开垦过程是建立在对原住民血腥驱赶的西进运动基础上的,本身并没有一个对农耕文明的传承(heritage)。而美国大部分的地形也的确适合于大规模机械化的种植收割。相较而言(Compared to that),中国的农业是建立在以汉族为大多数的人口(population)在世世代代长期处理与土地关系上总结出的经验上的。它当然包括hard-working, self-sufficient等但凡经历过农业社会都能总结出的品质,也包括一些因地制宜、开源节流的耕作经验,更包括温润待人、谦和友好的人际经验和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精神信仰。而对于多变复杂的地形,大规模机械化的普及似乎是一条不适用的逻辑,相反如何发展出一套适应当地地形水土,甚至是长期文化生活习惯的耕作方式可能才是中国应坚持的路径(route)。

当然,对于农产品价格而言,和美国一样中国是一直有调控的,并且在灾害尤其是气象灾害预防方面,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和预算(budget)。然而通常,受灾地区都是交通、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不像诸如美国的南部墨西哥湾沿岸。所以除了对农业的扶持外,政府对灾害预防工作的重视也有对老百姓基本生活保障的普及性重视成分在。

而最后,相较于美国的现代农业发展而言,中国还面临着文化层面的传承与保护。比失去耕地更可怕的是一些美好品质,家庭关系中合理、稳固的部分的丧失,以及对一些少数族群的政策性安置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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